巫少飞 文/摄

　　在明朝万历之前，藏书数十卷已令人印象深刻。到了17世纪，精英士人开始记录他们的藏书，其数量足以让之前的藏书者相形见绌。整个明代的衢州，有三位大藏书家——童珮、徐应秋、徐洪瑆，他们的藏书达“万卷”规模，这和万历之后商业印刷业的兴盛背景相关。

　　徐应秋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物之一，他的《玉芝堂谈荟》所记“多古今史载之所已备，惜学人少见而多怪，致往牒似诞，而疑诬用是”。比如他的《玉芝堂谈荟·卷三十一》之“弈棋”条，所记是以“地”为标志的围棋流派的出现，也就是明代三大围棋流派。

　　徐应秋在《玉芝堂谈荟》中写道：“正德中，李文正东阳、杨文襄一清、乔庄简宇诸公皆好弈。而四明范洪重，洪之后，永嘉鲍一中重，鲍生晚，不及与洪角，而格胜之。其郡李冲晚出，遂与鲍雁行。周源又晚出于李，徐希圣又晚出于周，皆骎骎角鲍者也，此所谓永嘉派也。婺汪曙不及鲍者一子，程汝亮晚出，胜之，此所谓徽派也。

　　“颜伦善决局，不差一道，足迹遍天下，无能当者。而李釜时养晚出，遂与之角，伦护名，不复肯应，乃游吴中，此所谓京师派也。今后进中，闽有陈生、蔡生，越有岑生，扬有方生鼎立。”

　　弘治年间（1488—1505），明朝三大臣李东阳（1447—1516）、杨一清（1454—1530）、乔宇（1457—1524）三人在朝廷辅政，他们常请范洪进自己的府里下棋，每次都玩得很高兴。浙江鄞城的范洪并不因为面对高官就低三下四、巴结奉承，人有气节反而更受尊重。显然，范洪的棋技肯定在三大臣之上。当时人们将范洪与善于占卜的金忠、善于相面的袁珙、善于绘画的吕纪并称为“四绝”。

　　徐应秋笔下的李东阳曾有一篇《棋说》，其中一段说：“今之言弈者必以适，以适反而自劳，则不若缩手旁观者之为适也。劳与适相遭，非智者不能卒辨。至于复图敛奁，则其所谓胜负者，始茫然其不可揽，然后劳亡而逸见，其甚者犹或以夸之乎人。或者怅怏郁结，愈不可释。呜呼！此又何哉？古之不善弈者如苏子瞻，其言曰：‘胜固欣然，败亦可喜。’用是知不工弈者，乃得弈之乐为深。人之达于是者，可与言弈也。世之善喻世者，必以弈，以弈观世，鲜有不合者。”

　　从这段文字看，李东阳对围棋看法是折中的。一方面，他认为懂得围棋乐趣的人正是那些不擅长下棋的人；另一方面，世人可通过围棋明白世事情理。

　　作为首辅的李东阳是著名的“茶陵诗派”鼻祖，他上承台阁体，下启前后七子，曾有不少围棋诗，其中“胜欣败亦喜，有技岂必工”，完全与他《棋说》观点一致。

　　相礼、楼得达、范洪都是浙江人，他们是后来浙派（永嘉派）围棋形成和兴盛的前行者。

　　范洪之后，也就是明万历初期，为明代围棋的鼎盛时期，其时，南方和北方形成三个流派：鲍一中、李冲等为代表的“永嘉派”（又称浙派），汪曙、程汝亮等为代表的“新安派”（又称徽派），颜伦、李釜为代表的“京师派”（又称“京派”）。

　　徐应秋认为，温州的鲍一中生于范洪之后，没有机会与范洪下棋，但他的棋艺比范洪高。当时江淮一带的人均知鲍一中，《西游记》作者吴承恩有一首长诗《围棋歌赠鲍景远》称：“海内即今推善弈，温州鲍君居第一。”鲍一中的同乡侯一麟曾为鲍一中写传，对他的棋艺和人品均给予很高评价——“有胜负两忘之德”。之后有李冲，与鲍一中伯仲间。周源，疑为周躔，为人沉静，工弈。《浙江通志》云：“永嘉小鲍技绝天下，独称其（指周源）咄咄逼人，乃心畏之。”徐希圣善弈，可惜早死。

　　徐应秋认为，永嘉派的棋手均以快马加鞭的姿态以鲍一中为先师和对手。

　　安徽的汪曙（字小山）与永嘉派鲍一中同时代，但棋艺不及鲍。汪曙曾为汪云程编著的《犹贤集》作跋：“小山子尝谓：弈可以企怠、寓警、用心，于此者有年矣……”汪曙曾有棋局创作，在汪云程的《犹贤集》中有幸存的“大节图”七变，是明代知名国手最早下的棋局之一。

　　汪曙之后的程汝亮（字白水）棋艺水平比汪高。程汝亮的对局，在《仙机武库》中有12局，称《白水遗局》，但不知对手是谁。在明崇祯时刊行的《弈时初编》中，收录程汝亮和同时代的国手李养泉的对局6局，评价甚高——“布局工整，奇正迭出，取舍各尽其妙”。

　　徐应秋未对京师派作出评价，可能是偏于江浙，对之了解不够。京师派的颜伦为了“护名”，不肯与李釜抗衡。而这个李釜不但曾大败永嘉李冲，也与新安派的程汝亮抗衡，一时名闻遐迩。由于永嘉派的鲍一中已去世，后起之秀的李釜在吴承恩笔下就成了“今来邂逅得小李，未知与鲍谁雌雄？”何以李釜是为“小李”，因为前有永嘉的李冲。这个“小李”与“后七子”领袖王世贞关系最密切，王世贞曾有诗赠李釜：“劳君相送云溪头，云里风光事事幽。欲共一杯消永日，教人重唤李杭州。”

　　虽然明代曾设棋待诏制度，明朝皇帝中也不乏棋迷，但以“地”为标志的围棋流派的出现，预示着中国围棋开始摆脱皇家体制，获得独立发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