郑小九
《论语》是“说”出来的，孔子和弟子的“语录”是其主要内容。孔子最显著的名分是“老师”，话不仅要说，而且得多说，“诲人不倦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是他的常态，“予欲无言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纯属偶然。“说话”在《论语》中被称作“言语”，“言语”一科在孔门中地位很高，师徒的“言语”水准也很高，跟着圣贤、君子学说话，是传承《论语》的一种不可忽略的方式。
一、“言语”的价值
在孔子看来，语言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，天地虽然无言，但并不妨碍四时的更替、百物的生长。与自然界不同，社会生活离不开语言，人如果不说话，就无法进行正常的沟通、交往，就难以体现人之为人的社会本质。孔子认为，君子要善于“知人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，要想“知人”，必须“知言”，“不知言，无以知人也”（《论语·尧曰》）。由“知言”来“知人”的例证很多，如孔子说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，凡是花言巧语的人，大都不是什么好人。孔子在谈到避免交什么样的朋友时，劝人要观察对方的说话方式，不要“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，即不要与谄媚奉承的人、当面恭维而背地毁谤的人、夸夸其谈的人交朋友。
“言语”的政治功能非同小可。“言语”恰当与否关乎治国理政的成效，不可不察。孔子说：“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；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；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孔子把“正名”视为治国理政中首先要做好的大事，只有把名分搞对了，由此说出的话才合情合理，照此制定出的礼乐、刑罚等规矩才能得到民众的遵守。
正因为“言语”在社会交往、知人识人、治国理政中不可或缺，孔子把“言语”作为孔门全方位素质教育的一项主要内容。孔门有“四科”，其中之一是“言语”，且排在第二。许多弟子遵从孔子“君子不器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的教导，把自己培养为全面发展的“成人”“全人”。以言语科高徒子贡为例，他口才出众、智慧超群，既能仕途顺利，还是商业奇才，他的口才极大地助力了他的政事和商事。
二、“言语”的规矩
说话的最高道德要求是“言忠信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。孔子说“君子有九思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，其中之一是“言思忠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，子夏说“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。“言忠信”有个基本前提，即说话的人必须忠实可信，孔子说自己就是一个忠信之人，交友也要选择有忠信品质的人。
“言忠信”的最高体现是言行一致。有子说“言可复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，是说承诺过的要兑现在行动上。一次，子路在谈及自己的志向时，对自己的政治才能过于自信，直言只需给他三年时间，就能够让一个深处危难之中的国家摆脱内忧外患。孔子觉得子路是在吹牛、不够谦让，听后只是微微笑了笑。认为最好是先做后说，“先行其言而后从之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，这样就不至于因“言而过其行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或“躬之不逮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而感到羞愧。
一个忠信之人通常也是说话谨慎的，讲话不能随心所欲、信口开河，必须郑重其事、认真严谨。“君子于其言，无所苟而已矣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为什么要慎言？因为话一旦出口，就如开弓放箭，难以收回。子贡的比喻是“驷不及舌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，“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”就是这个意思。慎言的目的是少说错话。子张请教求取官职的方法时，孔子给出的建议之一是“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，即听人说话时，有疑处加以保留，没有疑问的部分才谨慎地说出，这样就会减少错误。
“慎于言”的一个重要表现是“讷于言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。对于一个君子而言，有口才是必须的，不显摆自己的口才也是必须的。孔子认为，一个人仗着自己的口才跟人家辩论，结果总会招致忌恨。言语木讷一些、迟钝一些，表现得好像没有口才，这才是一个仁者该有的样子。
三、“言语”的情境
孔门的言语规矩不是死板的教条，人们可在一般原则的指导下，根据说话的具体情境来决定说不说、说什么、如何说。
说话要考虑时间因素，在合适的时间说合适的话。公明贾这样评价卫国大夫公叔文子的讲话风格：“时然后言，人不厌其言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。公叔文子在该说话的时候就说，不该说话的时候就不说，这样就不招人厌恶。关于如何具体把握说话的时机，孔子说：“侍于君子有三愆：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，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，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。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陪君子说话容易犯三种过失：没有轮到他说话，却急着说，这叫急躁；该他说话了，却不说，这叫隐瞒；不看君子的脸色便贸然开口，这叫盲目。
说话要考虑场合，在不同的地点、空间、环境，说话方式也应不同。其一，在日常寝食的小空间，要做到“食不语，寝不言”（《论语·乡党》）。其二，孔子在乡里与朝堂的讲话风格迥异。孔子在本乡说话显得很木讷，“似不能言者”（《论语·乡党》），因为在同乡人面前要谦虚一些，没有必要显摆口才；而在宗庙、朝堂的说话则简明流畅。其三，国家的整体政治生态是最大的“场”，在有道之邦，君子讲话可以直一些，因为这里宽容度高、危险度低；在无道之邦，讲话则要谦逊，因为这里宽容度低、危险度高。
各色人等千差万别，跟人说话必须考虑对象差异。一是要区分值得谈话的人与不值得谈话的人。孔子说：“可与言而不与之言，失人；不可与言而与之言，失言。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碰到值得对话的，却不说话，这是错失机会；遇到不值得对话的，却同他说话，这是浪费口舌。二是要考虑谈话对象的层次高低。人的知识、智商、境界等有较大差异，面对不同层次的对象，就要用相应层次的语言来对话，用对方可以听懂的语言来说话，“中人以上，可以语上也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语上也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。
人的情绪是情境的特殊要素，不同的情绪、心境构成不同的情感氛围，不同情绪下的说话方式也有很大不同。子夏在谈君子形象时说：“君子有三变：望之俨然，即之也温，听其言也厉。”（《论语·子张》）这一表述与“温而厉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的孔子形象非常一致。孔子的话很多是在平和的情绪下说的，不少是在快乐的情绪下说的，有少数的话是在生气时说的。他曾非常严厉地斥责大白天睡懒觉的宰我“朽木不可雕也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，当众宣布为贵族聚敛财富的冉有“非吾徒也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，孔子严厉说话的对象还有当时的权贵阶层。
四、“言语”的艺术
怎样才算把话说好呢？按照孔门的标准，既要把话说得简洁、明白，还要把话说得有意味、有感染力。
说话最基本的要求是“辞达”。孔子说“辞达而已矣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，即言辞能够达意就可以了。“达”的本义是到达、抵达，可以引申为懂得、理解。说者口中说出了话，“抵达”听者的耳朵和心里，听者会意地点头或说“明白了”，这就是有效的对话沟通。
“辞达”之上的要求是“辞修”。“德之不修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是要不得的，“辞”之不修也是不行的。官方的书面语言需要“修饰”“润色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，日常的口头语言同样需要。为了把话说得更明白，让言语生发光彩、能打动人感染人，就需要对言语加以适当的修饰。为了避免给人留下粗鄙的印象，曾子强调，说话时要多考虑言辞和声调，即“出辞气，斯远鄙倍矣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。
为了帮助弟子提升言语的艺术感染力，孔子特别注重学好并用好《诗经》。为了劝人学诗，孔子可谓苦口婆心、不厌其烦。其子孔鲤当然是在弟子之列的，孔子劝其子学诗：“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孔子劝弟子们学诗：“诗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学诗的更高价值在于运用。孔子说：“诵诗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；虽多，亦奚以为？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即使是背会了《诗经》，在政事、外交等场合却不会得体、自如地运用，这就没有达到学习的目的。
在世的时候，孔子一直在说话，一直“述而不作”；辞世之后，他的言说既刻在了竹简上，也刻在了一个民族的记忆里，更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。孔子永远活着，永远在教化世人，从古到今，遍布各地的夫子行教像早已将他的形象定格为“我‘说’故我在”。让我们走进《论语》，听夫子玉振金声，听众弟子切磋琢磨，听孔门弦歌不辍。
（作者系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）
据中国孔子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