叶美峰

　　从古至今，人类与瘟疫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息。进入新世纪以来，SARS(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)、H1N1甲型流感、新冠病毒等接连暴发，给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了严重威胁。在科技发达的今天，抗击疫情尚且不易，古人又是如何应对的呢？千年之前，北宋赵抃在越州抗疫救灾的事迹令人称道。

　　赵抃（1008年—1084年），字阅道，浙江衢州人。北宋景祐元年（1034）进士，官至参知政事。身后追赠太子少师，谥“清献”。历史上的赵抃，既是“纠察官邪，肃正纲纪”的“铁面御史”，也是善于治理一方的清官能吏，事迹流传千古。他一生多次临危受命，均能力挽狂澜、不辱使命。特别是他敢想敢为、善作善成，显示出高超的治理能力和危机处理水平，被后世誉为“千古官守第一、千古治行第一”。

　　宋熙宁八年（1075）夏，两浙路连遭旱灾、蝗灾，次年春天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又疯狂来袭。《宋史》记载，“吴越大饥疫，死者过半。”其中尤以越州（今浙江绍兴）为甚，震动朝野。当此危难之时，67岁高龄的资政殿大学士、右谏议大夫赵抃被派至越州一线主管救灾抗疫。赵抃上任后，指挥若定，应对有方，使“生者得食，病者得药，死者得葬”，很快安定了人心， 将这场灾难的后果降到了最低程度。

　　宋元丰二年（1079），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曾巩经过实地考察，写下《越州赵公救灾记》一文，记述了赵抃作为总指挥，亲临一线救灾抗疫的全过程，并高度评价：“其施虽在越，其仁足以示天下；其事虽行于一时，其法足以传后世”。赵抃救灾抗疫的经验，主要表现有以下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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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心中有数，调研有方

　　赵抃到越州上任伊始，一口气连提了7个问题：1、具体到乡，有多少地方遭灾？2、具体到户，有多少家尚能“自食（有粮）”？3、具体到人，有多少需要官府救济的人口？4、具体到项目，有多少可雇佣民工以修建沟渠堤防？5、具体到钱粮，官府有多少资源可供调度？6、具体到斤石，有多少富户的粮食可供征募？7、具体到机构单位，寺庙、道观和学校等处的存粮还有多少？他要求越州下属各县“各书以对，而谨其备”，既要做好各地灾情呈文上报，并做好救灾的前期准备工作。同时，出台严格的规定和严厉的处罚措施，避免下属官员不作为、乱作为。

　　通过数字责任制的落实，赵抃迅速掌握越州灾情的第一手信息。经初步统计，越州全域孤寡衰老、疾病贫弱、不能自给的百姓共有二万一千九百多人。依照以往惯例，官府每年发给穷人救济，只发到三千石粮米就可以了。然而，赵抃征集富户人家募捐以及僧人、道士多余的粮米，共得四万八千多石。这既大大缓解了朝廷的赈灾压力，也为赵抃之后的救灾抗疫举措奠定了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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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肩上有责，统筹有序

　　赵抃在摸清人口和存粮底数的基础上，提出定时定量定点领取救灾抗疫物资的方案，既避免失序哄抢、损失浪费，又防止引发新的不公和骚乱。

　　首先是定量。赵抃规定，成人每日救济一升粮，儿童减半。如此既控制了派发的节奏，也有利于维持秩序。其次是定时。男女隔日分领，但每次可领两日口粮。如此既避免领取时拥堵，防止相互踩踏，又增加了百姓“手有余粮”的安全感。最后是定点。考虑到百姓分散在十里八乡，为此赵抃合理布局发放网点，共设置了57个发粮点，以便各处就近取粮。同时伴有一道人性化的指令：居民凡享官府救济，必在本地领取。离开家乡者，不得领取救济粮。以此限制人口流动，避免造成疾病传播蔓延。赵抃还考虑到办理发粮的官吏人数不足，便选用不在现职而寓居本地的官吏，以粮代俸，让他们协助发粮。在赵抃的周密安排下，越州灾情形势立马得到控制，乱象得以平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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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手中有策，应对有力

　　仅靠定时定量定点发放救济物资，只能救一时之急，而非长远之策。为此，赵抃打出了一套救灾抗疫复工“组合拳”，从而使越州疫情得到根本性扭转。

　　一是专门开设隔离医院。由官府设立“病坊”（类似今天的隔离点或方舱医院），安置无家可归的病人。聘请医生和懂医术的僧人专门负责照顾感染疾病的百姓。凡是病死者，各地就地进行掩埋，从而避免瘟疫扩散。

　　二是组织开展“以工代赈”。安排难民修补城墙四千一百丈，共费工三万八千个，折合成劳动量发给工钱，再给他们两倍的粮食。《宋史》记载，“下令修城，使民食其力，故越人虽饥而不怨。”

　　三是将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。一方面，告诫富人不能将粮食等救助物资囤积居奇，确保市场供应充足。另一方面，调出官库储备粮五万二千余石，设置十八处卖粮点，低价卖给百姓，从而平抑米价。待米价相对稳定后，出台规定，“在越州境内，粮食随行就市，州府不再限价。”各地粮商纷至沓来，一时间越州境内米积成山，米价甚至比灾前更低。

　　四是建立政府信用保障兜底机制。对于有能力恢复生产而缺钱的难民，由官府劝告富户放手借钱给他们，等田中谷熟，官府为债主出面责令他们偿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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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脚下有土，担当有为

　　救灾如救火，很多突发事件容不得层层请示，环环报批。基层官员最了解实情，但面对抗疫重任，担心稍有不慎就引来大祸，以至于工作中束手束脚。针对上述情况，“事有非便文者，公一以自任，不以累其属。有上请者，或便宜多辄行。”

　　对于不便行公文处理的事情，赵抃一概独立担当责任，不推卸责任给下属官员。有提出建议的，只要有利于战胜灾情，就立即施行。此外，遇到法条不合时宜之处，赵抃结合实际予以突破。如按照当时法令，遇灾年给穷人发放救济粮满3个月就应停止。赵抃鉴于越州当年灾情尤为严重，特许发放5个月救济粮。宋代的御史言官制度较为成熟，赵抃的上述举措虽一心为民，但若遇御史言官弹劾问责，轻则罢官削职，重则入狱处刑。面对极高的“丢乌纱帽”风险，赵抃置个人安危于不顾。抗疫期间，他事无巨细，亲力亲为。每日从早到晚，未敢稍有懈怠。病人医药、饮食的开销，很多由赵抃自己掏钱支付。正是在赵抃的引领带动下，越州百姓认为自己有了依靠和归宿，纷纷欣然出力。越州官民携手同心， 形成合力，最终战胜巨大困难，打赢了这场救灾抗疫攻坚战。

　　赵抃去世后，大文豪苏轼奉旨撰写了《赵清献公神道碑》。碑文中，苏轼这样评价赵抃，“盖东郭顺子之清，孟献子之贤， 郑子产之政，晋叔向之言，公兼而有之，不几于全乎！”